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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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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逍遥网之“天皇机关说”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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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益膨胀的法西斯势力不仅制造一系列暴力事件和恐怖活动,而且在政治思想上也加强了控制和镇压,甚至连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也遭到了严厉取缔。1933年,在“特高”①警察极其残酷的拷问下丧命的小林多喜②,就是具有代表性的一例。而1935年发生的“天皇机关说”事件,则更集中地反映了这一点。

    “天皇机关说”是美浓部达吉提出的宪法学说。美浓部是东京帝国大学法学教授、日本资产阶级宪法学权威、日本国会贵族院议员,早年曾在皇家学问所为裕仁及其家人讲授教育方面的课程。早在1912年,美浓部达吉就在其著作《宪法讲话》一书中对“大日本帝国宪法”作出了资产阶级君主立宪制的解释。他反对天皇有神权和至高无上的权力,认为日本的统制权属于作为“法人”的国家,而不属于天皇。日本的立宪君主政体是天皇和代表国民的帝国议会(众议院)共同进行统治的君民共治的政体,天皇和帝国议会都是国家的直接机关,因而天皇的权力应受到宪法的制约,而不是绝对无限的,这就是与“天皇主权说”相对立的“天皇机关说”。

      这一学说提出后,赞成者有之,反对者也有之。元老西园寺、内大臣牧野以及学术界都给予了广泛的支持,但同时遭到了主张“天皇主权说”的东大教授穗积八束、上杉慎吉等学者的攻击,而且也招致了军部和右翼的强烈反对。

      随着法西斯势力的抬头,日本的军部和法西斯团体要扼杀政党政治,建立以军部为核心的天皇制统治体制,就不能容忍“天皇机关说”的宪法解释。他们认为这一学说有损于天皇尊严,违反日本国体(天皇制),于是发动了反对“天皇机关说”的运动。

      1935年2月18日,法西斯议员菊池武夫首先发难,大肆指责“天皇机关说”是“紊乱国宪”的“妄说”,攻击美浓部达吉是“慢性谋反”。随后,众议院议员江藤原九郎、陆相林铣十郎等人也指控美浓部达吉犯有“不敬罪”。军部、在乡军人会、右翼团体等也以维护天皇的绝对主权为旗号,群起而攻之。政友会出于倒阁的目的,也从中推波助澜,主张对美浓部博士的学说和著作采取制裁,甚至骂美浓部是“学匪”。

      面对这种形势,当时的首相冈田启介一开始表示相信美浓部的国体观念没有错,但其“天皇机关说”所说的“机关”用语不恰当,学说究竟正确与否可以让学者们自由讨论。并决定让美浓部在贵族院会议上发表一次演讲,为自己的“天皇机关说”辩解。

      在1935年2月25日的贵族院全体会议上,美浓部达吉用了一个多小时的时间详细阐述了自己的学说在理论上的正确性,驳斥了对他的攻击和诬蔑之词。第二天,《朝日新闻》作了这样的报道:“阐述得有条有理,全场肃然倾听,大约经过了一小时的雄辩。当他离开讲坛时,贵族院响起了罕见的掌声。

      冈田的态度和美浓部的辩解,更加激起了法西斯势力的仇视。3月20日,右翼议员们串通一气,在贵族院全体会议上通过了“要求政府必须明征国体本义”的《关于政教刷新的建议案》,并在日本各地掀起了所谓的“国体明征运动”。

      在众议院,政友会元老、原农相山本梯二郎发起成立了有志议员会决定追究“天皇机关说”的责任。在社会上,民间法西斯团体如黑龙会、在乡军人会也大肆活动,头山满纠集一些法西斯分子成立“天皇机关说扑灭同盟”,叫嚣要彻底消灭“天皇机关说”及其主张者。日本军部和警察机构也卷入了这场运动,同年4月4日,真崎甚三郎陆军教育总监向全军发出了“天皇机关说违反国体”的训词。4月9日,东京地方刑事检察局传唤美浓部,对其进行了长达14小时的“调查”。紧接着,日本内务省也作出决定,禁止出售美浓部的著作。随着运动的发展,法西斯势力进一步把斗争的矛头对准了冈田内阁及其背后的宫廷集团。他们强烈要求政府必须明确表示反对“天皇机关说”,确认天皇是统制权的主体。

      迫于法西斯势力的重压,冈田内阁不得不于8月3日发表声明称大日本帝国的统制权,严格地说属于天皇,这是肯定的。如果持有认为国家统制权不在天皇、天皇是行使权力的机关的想法,则是对我国万邦无比的国体本义的亵渎。”时隔不久,冈田内阁又就统帅权问题再次发表声明:“我国统帅权的主体是天皇,这作为我国国体的本义是帝国臣民绝不动摇的信念。认为统帅权的主体不是天皇,天皇是国家机关的所谓‘天皇机关说,乃是有悖于我国神圣国体的过分的东西,必须坚决刈除。

      这样一来,以日本政府明确否定“天皇机关说”作为结局,法西斯势力发起的“国体明征运动”大获全胜。天皇、天皇的军部和政府的专制统治—日本法西斯体制的理论被树立起来了,军部的政治地位得到了进一步提高。

      在这场围绕“天皇机关说”展开的斗争中,裕仁天皇按照惯例始终躲在幕后,没有公开发表意见。但他在私下的议论,却颇为耐人寻味。当时,担任裕仁天皇侍从武官长的本庄繁在其日记中记下了裕仁天皇的观点:

                                                   为了要抨击“天皇机关说”,把我置于绝对的地位,这使我在精神上和肉体上都感到有负担。总之,如将天皇看成是掌握国家命运的首脑,将其他人看成服从首脑的命令而行动的手足的话,这就同美浓部等人的根本观点没有多大区别,不能认为违背我国国体。只是美浓部等人所说的评论诏敕之类的话,以及议会竟然对天皇命令也可以不遵从之类的说法和“机关”二字的字面本身,似都不妥。

      从裕仁天皇的谈话来看,他似乎对消灭“天皇机关说”不以为然,尽管他也认为一些观点不妥。但他在同侍从长铃木贯太郎的交谈中又说道:

                                                   主权在君主还是在国家?这个问题可以争论。光从感情出发,争论机关说是好还是不好,那就没有意思了。我个人认为主权比之于在君主,不如主权在国家。因为主权在君主,很容易陷入专制。像日本这种君主和政权一体的国家,提出“机关说”是有道理的。尽管对美浓部的学说有各种各样的看法,但他决非不忠。今天像美浓部这样敢于提出问题的人,日本又有几个?断送这样的学者,那是十分可惜的。①

      对天皇的这种态度,本庄繁作了如下解释:“军部不涉及学说,只是作为一种信念,绝对不要在军队内引进有伤崇高的我国国体和有害天皇尊严之类的言行,那种所谓议会中心、评论诏敕、议会无须遵从天皇之命类的说法,是与军部的意见水火不相容的。”裕仁天皇对本庄繁的观点予以了肯定:“所谓信念,它是超越社会上的宪法学说而存在的,因此上述观点当然是恰当的。”

      裕仁天皇的这段话表明,他虽然认为“机关说”并不坏,但同时又肯定了作为军部“信念”的专制天皇主义可以超越宪法而存在。因此,他的观点实际上与右翼势力的观点是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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